一、宗旨与愿景
宗旨：兼收并蓄 传承文明 创新服务 和谐发展
愿景：建设一个世界一流的，资源丰富、设施先进、高水平、现代化的，以数字化网络化为技术基础的北京大学文献资源保障与服务体系，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提供文献信息保障，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服务。
二、概况与历史
1、本馆概况
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建立，是我国最早的现代新型图书馆之一。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改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经历了筚路蓝缕的初创时期、传播新思想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建成独立现代馆舍的发展时期、艰苦卓绝的西南联大时期、面向现代化的开放时期。如今，她已发展成为资源丰富、现代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研究型图书馆。
一百多年来，经过几代北大图书馆人的辛勤努力，北京大学图书馆形成了宏大丰富、学科齐全、珍品荟萃的馆藏体系。到2017年底，总、分馆纸质藏书近800万册，近年来还大量引进和自建了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图书和多媒体资源等各类国内外数字资源。馆藏中以150万册中文古籍为世界瞩目，其中20万件5至18世纪的珍贵书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外文善本、金石拓片、晚清民国时期出版物的收藏均名列国内图书馆前茅，为研究者所珍视。此外，还有燕京大学学位论文、名人捐赠等特色收藏。
北京大学图书馆不仅馆藏丰富，而且群星璀璨。毛泽东、李大钊、章士钊、顾颉刚、袁同礼、向达等名人学者曾在图书馆工作，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留下了关心图书馆发展的佳话。他们都为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多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邓小平同志亲自为图书馆题写馆名“北京大学图书馆”，江泽民同志为北京大学图书馆90周年馆庆题词“几代英烈，百年书城，发扬传统，继往开来”。温家宝同志、胡锦涛同志于2005年、2008年、2010年到图书馆看望北大学子、与工作人员和读者亲切交谈。
1952年，原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体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2000年，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合并，原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改称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拥有馆舍面积10,200平方米，阅览座位1,000余个；现有藏书43万余册，以生物学、医学、卫生学和医药类为主；中外文期刊近4,000种。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舍历经变迁，目前的馆舍由1975年建成的西楼和1998年李嘉诚先生捐资兴建的东楼组成。2005年西楼改造工程完成，馆舍面貌焕然一新。图书馆由总馆、医学馆、41个分馆、储存馆组成，总面积约90,000平米，其中，总馆面积约53,000平米，阅览座位4,000余个。2009年建成国内首例远程储存图书馆，面积近5,000平米。馆舍水平的提升为图书馆面向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办馆宗旨是“兼收并蓄 传承文明 创新服务 和谐发展”，坚持“用户导向，服务至上”的办馆理念，以数字图书馆门户为窗口，为读者提供信息查询、书刊借阅、信息与课题咨询、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用户培训、教学参考资料、多媒体资源、学科馆员、软件应用支持等服务，成为北京大学教学科研中最重要的公共服务体系之一。
北京大学图书馆非常重视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和建设。2000年与校内其它单位联合成立的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研究所开展了有关数字图书馆模式、标准规范、数据模型、关键技术、互操作层与互操作标准、数字图书馆门户等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并开始大规模应用实践，为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
为加强学校文献资源建设的整体规划，实现文献资源的最佳利用，为教学科研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北京大学图书馆正在全面建设总－分馆体制下的“北京大学文献信息资源体系”，以“资源共享、服务共建、文献分藏、读者分流”为思路，在全校实现自动化系统、文献建设、读者服务、资源数字化、业务培训的统一协调，形成由总馆、学科分馆、院系分馆组成的全校文献信息资源公共服务体系。2017年修订的“北京大学文献信息资源体系管理办法”，为加强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全校文献信息服务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2017年底，已经有41个院系图书馆成为分馆，北京大学文献信息资源体系已初具规模。
北京大学图书馆还努力为全国高校图书馆服务，积极参与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并逐步加快国际化的步伐。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的管理中心和全国文理中心、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的管理中心和全国中心、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秘书处、教育部高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分会秘书处、《大学图书馆学报》编辑部等机构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文献资源共享的重要枢纽，为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北京大学图书馆不仅以雄伟壮观的建筑跻身北京大学著名的“一塔湖图”三景，更以博大精深的丰富馆藏、深厚绵长的精神魅力吸引着无数知识的追求者。多少大师在这里读书思索，无数学子在这里徜徉书海，她见证了名师的学术辉煌，传承着北大的学术命脉，已成为北大人心中的知识圣殿。
2、历史沿革
· 馆藏发展：百年搜求，蔚为大观
早在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原强学会和官书局的藏书归入京师大学堂，这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批藏书，可惜这批图书多毁于庚子事变。
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其藏书成为京师大学堂复校后的第一批藏书。
1904年，接受巴陵方氏碧琳琅馆藏书捐赠，这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接受的第一批重要个人捐赠，成为馆藏善本图书的基础。
民国初年，得益于校友周慕西博士、日本阪谷男爵、英国教授亚当士、黄树因讲师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赠书，馆藏得到很大补充。
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蔡校长非常重视图书馆建设，积极筹措图书经费，从1918年到1922年，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藏书每年增长一万册左右。
1930年12月，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全校经费的五分之一作为图书仪器购置费，使得馆藏增长较快，此次发展的黄金时期因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而被迫中断。
1946年至1949年期间，藏书又一次较快增长，成为仅次于北平图书馆的全国第二大图书馆。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原燕京大学约50万册馆藏并入北大图书馆，馆藏极大增加，在古籍善本以及西文藏书方面都更加丰富，更具特色。院系调整时，原存北大研究所的以著名“艺风堂”、“柳风堂”为主体的金石拓片调归北大图书馆，这样，加上原有的藏拓，北大图书馆在拓片收藏方面独具特色，居国内图书馆前列。
近年来，美国总统克林顿赠书、日本友人正木龙树先生连续十四年赠书、哈佛大学方志彤先生珍贵外文赠书，钱端升、季羡林、侯仁之、宿白、张芝联等北大著名学者赠书，以及古籍部、特藏部等专藏机构的发展，使图书馆补充了大量珍贵馆藏。
1999年北京大学实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图书馆经费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加，基本上保证了国内中文学术图书、期刊的订购，同时增加外文期刊订购，大量引进和自建电子期刊、电子图书、数据库、多媒体资源等新型载体文献资源，使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阶段。
2000年，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合并，原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改称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馆藏以生物学、医学、卫生学和药学类为主。同时，在北京大学文献资源体系建设中，图书馆发展了41个分馆。
2008年，北大图书馆成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截止到2017年底，图书馆纸质文献资源累积量约800余万册（件），还大量引进和自建了各类国内外数字资源。馆藏中以150万册中文古籍为世界瞩目，其中20万件5至18世纪的珍贵书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外文善本、金石拓片、晚清民国时期出版物出版物的收藏均名列国内图书馆前茅，为研究者所珍视。此外，还有燕京大学学位论文、名人捐赠等特色收藏。
· 历史人物：百年风云沧桑巨变，几代名人独立潮头
1917年，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仅开创了北京大学历史上思想自由、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而且对北大图书馆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蔡元培先生一直把办好图书馆作为整个教育事业的一部分，他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提出筹措款项，多购新书的主张，同时积极动员社会捐书，并为建筑新馆奔走募捐。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此项计划未能实现，但蔡校长的首倡之功不可埋没。蔡元培校长对北大图书馆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聘任李大钊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1918年，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历史上具有开创和革新精神的图书馆馆长，在他主持图书馆工作的五年中，对图书馆进行整顿和改革，建立发展规划、完善规章制度；积极配合教学改革；调整图书馆机构和工作人员队伍；加强和改善读者服务工作；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图书馆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提出“兼容互需”的藏书建设方针，积极引进新思想书籍，使北大图书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的重要基地。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大图书馆逐步发展成为国内领先、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学图书馆。
1923年，袁同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是国内图书馆界第一批具有现代图书馆学知识背景的专才，在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三年期间，他积极采用西方新式管理方法，组织人员清理大量积压的西文书刊，编辑馆藏书本式目录，使北大图书馆在艰苦的条件下能够维持局面，并有所发展。
1929年，马衡任图书馆主任，邀请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专科的高年级学生帮助整理积压西文书籍，公布新拟定的《图书馆借书规则》，整顿读者借阅混乱的状况，同时组织出版《北大图书部月刊》，这是北大图书馆历史上第一次出版月刊。
1930年，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非常重视图书馆建设，在他的主持下，图书馆的地位得到提升，成为校长直接领导的机构，并专门成立了校图书委员会，规定以全校经费的五分之一作为图书仪器经费，同时准备筹集资金兴建新馆。1935年，新馆建成后，蒋梦麟校长亲自担任图书馆馆长，对图书馆的繁荣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1931年，毛准任图书馆馆长，他曾两任图书馆馆长，是1949年前北京大学图书馆历史上任职较长的馆长之一，也是对北大图书馆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馆长之一。毛准任馆长后，首先顺利完成新馆建成前松公府临时馆舍的搬迁，同时积极开展新馆建设工作。毛准主持松公府馆务期间，修订各种规章制度，读者服务工作有很大改善，藏书得到较快增长，着手建立完善的卡片式目录体系，编制各种书目，在《北京大学周刊》上开辟《图书馆副刊》，作为对读者宣传的主要刊物。1946年，毛准再次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直至1949年。此间北大图书馆藏书增长迅速，成为国内仅次于北平图书馆的第二大图书馆，编目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开馆时间和总阅览量有很大的增加。
1935年新馆建成后，严文郁任图书馆主任。严文郁早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学校图书馆专科，曾赴海外图书馆工作。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图书馆主任。严文郁主持图书馆工作期间，经费充裕稳定，藏书发展较快，积极改革和调整图书馆组织机构，改进编目制度，完成了反映全部馆藏的卡片目录体系，改进图书采访方法，加强读者服务工作，使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此时期各项工作得到很好的发展。
1946年，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一直关心支持图书馆事业，任校长后，亲自过问图书馆事务，以英美模式为指导，对北大图书馆的发展起到重要的积极影响。
1949年，向达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成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任馆长。他首先建立由馆内外人员组成的馆务会议，作为过渡管理机构。1952年院系调整，在他的主持下，顺利完成迁入燕京大学图书馆馆舍、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的并入以及与其他院校的藏书调入调出，同时组成了新的图书馆领导机构和人员队伍。作为历史学家，向达非常注重中国传统文献的收藏，在任期间收购了一些珍贵古籍文献，如从隆福寺、琉璃厂等地访求了一批敦煌卷子，成为北大图书馆相关收藏的基础。
1958年8月至1966年，蓝芸夫任馆长。
1967年至1972年4月，图书馆负责人称为革委会主任，更换频繁。
1972年5月至1977年12月，阎光华任馆党总支书记，兼行政负责人。
1978年5月至1983年5月，谢道渊任馆长。
1983年6月至1993年6月，庄守经任馆长。
1993年7月至1999年2月，林被甸任馆长。
1999年3月至2007年12月，戴龙基任馆长。
2008年1月至2017年6月，朱强任馆长。
2017年6月起，陈建龙任馆长。
· 馆舍变迁：从公主府到燕园，从传统到现代
图书馆馆舍状况直接影响到藏书建设的发展和读者服务工作，宽敞的馆舍和现代化的设施，是办好图书馆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之一。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走过的百年历程中，馆舍几经迁徙，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狭小到宏大，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
1898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成立之初，使用的馆舍是地安门内马神庙的和嘉公主府梳妆楼，条件相当简陋。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藏书楼亦更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并在馆舍西侧增建了一座西文阅览室，俗称西文藏书楼，原藏书楼用作中文阅览室，使整个馆舍规模有了一定的扩展。
1918年10月，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迁入沙滩红楼一层，并且设立两处分馆，馆舍条件得到改善。同时计划在海内外募集资金，建筑新馆。
1935年9月，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终于落成并正式接待读者，这是北大图书馆拥有比较现代的独立馆舍的开始。新馆建筑面积6，600平方米，可容纳图书30余万册，采用当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图书馆。当时新馆的建成，进一步扩大了图书馆对读者的开放性，使整体布局趋于合理，便于现代化的管理，为北大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入燕京大学校园，燕京大学图书馆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形成以原燕京大学图书馆为总馆的新的格局。由于馆舍较小，加之大量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的并入，馆舍条件非常紧张，从院系调整之初，就提出兴建新馆的问题，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但由于种种因素未能落实。
直到七十年代，北大图书馆馆舍条件仍非常困难，藏书分散在十五个地方，管理和借阅都十分不便。经过积极争取，1975年初，新的图书馆在燕园中心落成，总面积达24,000多平方米，阅览座位2,400个，可容纳藏书360万册，是当时国内建筑面积最大、馆舍条件最好的图书馆，为文革后图书馆的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该馆舍后被称为“老馆”、“西楼”。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香港实业家李嘉诚先生捐资兴建的新馆（东楼）落成，新馆在设计上具有面向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未来发展的前瞻性，大开间布局，与旧馆完美对接，总建筑面积达到53,000多平方米，阅览座位4,000多个，在建筑规模上成为当时亚洲第一大高校图书馆。新馆建成后，在网络电子资源、读者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2000年，原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并入北大图书馆。医学馆拥有馆舍面积10,200平方米，阅览座位700余个。2005年，由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拨款，对图书馆西楼重新进行了改造和修缮，增加面积1,385平方米。2009年在昌平校区建成国内首例远程储存图书馆，面积近5,000平方米。加上已建成的41个分馆，至2017年，图书馆总面积已达90,000平方米,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提供了良好的馆舍条件。
· 业务管理：从向西方学习，到独具一格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百年历史，可以说是中国图书馆事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缩影。沧桑百年，经历了从向西方学习，到独立发展，再到独具特色的发展过程。
京师大学堂成立时，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即明确提出“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以广天下风气。”说明无论从藏书内容，还是读者范围来讲，将要建立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都不同于传统藏书楼，而具有近现代图书馆的性质。藏书楼不仅收藏西学书籍，而且在管理和体制上也以西方近代图书馆为楷模。
大学堂藏书楼成立之初，就着手制定规章制度，包括工作人员的职责和权限；图书收藏和整理方法；藏书借阅方式；教学用书的提供办法；禁规和违禁处理办法等，体现了向西方近代图书馆的过渡，不仅在北大图书馆历史上具有开创性，而且对国内其他图书馆也具有示范作用。
民国初年，图书馆管理混乱，藏书散失十分严重。
1918年至1922年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在任期间对图书馆管理做出了重大调整，首先是制订了图书馆历史上第一个业务工作章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实行条例》，提出了详细的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其次，调整图书馆机构，使之更适合现代大学图书馆的要求。同时在目录设置、书刊采购、借阅制度等方面学习国内外先进图书馆经验。在图书编目方面，开始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略作修改。
1923年袁同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在三年的馆长任期间，袁同礼致力于采用西方新式的管理方法整顿图书馆，清理积压西文书刊，编辑馆藏目录。1931年毛准任图书馆馆长期间，组织编制了各种馆藏书本式目录：《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录》、《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193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正式采用皮高品《中国图书十进分分类法》，一直延续到1975年改用《中国图书分类法》为止。
193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迁入新馆后，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反映全部馆藏的卡片目录体系。中文、西文图书分为书名、著者、分类三套目录。1936年编制出版了《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丛书目录》、《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期刊目录》。1947年起，开始编制《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每月编成中日西文书目》。
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图书馆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机构上进行了重组，同时调整图书编目规则，中文书继续沿用皮高品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西文图书沿用燕京大学采用的《杜威十进分类法》。1954年至1957年，先后制定了《中文编目股工作条例》、《西文编目股工作条例》、《俄文编目股工作条例》、《期刊编目股工作条例》、《采访部工作手册》等业务规范。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沿用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做法，依据《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表》编制主题目录，除文革中数年中断，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国内最为完整的西文主题目录。
由于解放前北京大学图书馆积压了大量的未编书，加之院系调整时大量图书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面临着大量的积压未编图书的问题，图书馆发动员工进行突击整理，对旧书刊进行整理编目，以尽快提供给读者使用。
改革开放后，图书馆编目努力实现文献工作标准化，1983年，西文图书编目率先采用“国际标准书目著录”格式和“英美编目条例”，建立了规范文档。1984年，中文图书编目采用国家标准《普通图书著录规则》。同时，图书馆开始进行编目自动化的研究与实践，1990年西文图书正式开始利用光盘及其软件进行机编，1991年开始中文书目数据库建设。
90年代初，在建立了书目数据库的基础上，图书馆正式启用自行开发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提供OPAC检索和计算机借还书服务。1999年，图书馆引进美国SIRSI公司的UNICORN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该系统应用近年来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并蕴涵了先进的图书馆业务管理理念。北大图书馆参与了该系统的中文化和本地化开发，使该系统具备了较强的中文信息处理能力。系统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图书馆业务管理的科学化，图书馆借此疏理了业务流程，调整了业务部门设置，并于2000年编辑印制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业务工作规范》（试行稿），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流程和各项规章制度，实现了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在此基础上，组织管理方面也逐步得以完善，通过规定工作流程、科学设岗，实行岗位聘任和岗位津贴制度，对于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很大作用。2009年，根据业务发展趋势，图书馆进行了机构重组和岗位聘任。在人事管理上，实行固定编制与流动编制的分类管理制度；在岗位聘任上，实行岗位级别与个人职称资历脱钩的制度，力求突破原有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的限制。
为保证各项业务工作的顺利进行，图书馆不断加强信息技术应用，陆续引进和开发了各类应用系统，如数字图书馆门户系统、统一检索平台、统一认证系统、学科导航系统、电子资源导航系统、虚拟咨询系统、网络培训系统、科技查新系统、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系统，以及数字资源加工系统群、数字化服务系统群、元数据著录系统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信息服务和信息加工平台。为进一步发现、挖掘和揭示图书馆特色资源，还先后推出了学位论文提交、编目和发布系统、古文献编目和发布系统（祕籍琳琅）、北大名师人物数据库、北京历史地理数据库、晚清民国旧报刊数据库、北大学位论文、燕大学位论文、侯仁之赠书、陈翰笙档案资料库等宝贵的数字特藏。
1999年起，图书馆开始配合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进行联机合作编目的实验，并于2000年正式加入此项目，为CALIS联机合作编目以及我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书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知、共享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献资源建设方面，图书馆一直致力于适合于北京大学教学科研的文献资源的收集，为此，图书馆专门成立了“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有力地保证了文献入藏的种类和数量，从而保障了教学科研用书的需求。
在读者服务管理方面，图书馆成立了专门的“读者服务委员会”，定期与学生和教师座谈，收集读者的意见，改进图书馆的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全校广大师生的称赞。
· 读者服务：从被动到主动，从简单到完善
现代图书馆的核心任务就是把丰富的文献资源提供给读者。百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读者服务从最初简陋、被动、闭架的形式，发展到今天全面、主动、开放的格局。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成立之初，采取严格的闭架借阅方式，每年暑假前，所借书刊都要归还，同时根据教学需要，提供教学用书。
民国初年，开辟了中文阅览室和西文阅览室，制定了《图书馆阅览室规则》。但存在仍以收藏为重点、开馆时间很短、目录残缺不便利用等问题。
1918年至1922年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期间，提出图书馆工作要配合学校教学改革，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增加教学用书复本，延长开馆时间，增设教师阅览室，在《北大日刊》上介绍新到书刊，举行书刊展览陈列等等。同时，李大钊还提出了实行开架式阅览的设想，可惜由于当时馆舍条件的限制没有实现。
1931年毛准任图书馆馆长，并组织迁入新馆建成前的松公府临时馆舍，这一时期的北大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服务方式更加灵活周到。
1935年新馆建成后，增加了开馆时间，每周开馆时间达到76小时，同时增加新的服务：设立研究室24间，开展馆际互借等。
1952年院系调整后，形成了以原燕京大学图书馆为中心的三个主要借阅处，共有阅览座位1,700多个，到五十年代末期借阅处增加到八处，读者服务规模得到扩大。在服务方式方面，增加了学生读者的服务工作，对教师读者的服务工作也不断丰富和加强，专门设立教师借书处，设立教师专用阅览室等。
文革之后，图书馆重新调整读者服务体系，加强基础性工作，在国内高校图书馆率先尝试开架借阅，并于1984年明确提出使开架借阅量达到全部借阅量的70%以上的目标。到80年代末期，开架书刊已超过50万册。在藏书组织体系方面提出三线藏书的建设目标：一线藏书为开架借阅，二线藏书为基本书库和总出纳台，三线藏书为复本书库和善本、旧报刊等。逐步建立以学科文献为中心的文献情报服务系统，各专业阅览室开展相关参考咨询工作，编制二次文献揭示馆藏。1984年，北大图书馆在国内大学图书馆率先成立了国际联机情报检索组。1988年成立“北京大学文库”，同时成立了美国、苏联、加拿大等文献情报中心。同时，进行馆藏珍贵资源的缩微工作，为方便阅览和保存馆藏做出了努力。
80年代以来，图书馆自主开发了图书馆自动化系统，随之建立了机读的馆藏目录，逐步由浅入深实现了图书馆服务工作的自动化。1999年UNICORN系统的引进与使用，使资源查询、书刊借阅、预约、续借、EMAIL发送到期、过期及催还通知、异地借还书等基础读者服务工作得以深化。
90年代起，除书本式文献外，图书馆大量引进国内外光盘及网络数据库以及多媒体资源，建立了电子资源检索室，初步实现了数字化及多媒体服务的环境。随着资源的增加，服务量的也随之增加，数据库的数量和访问量均居国内高校图书馆之首。
图书馆非常重视读者培训工作，除正常的新生培训外，为揭示馆藏，提高读者检索利用馆藏资源的能力，图书馆从1999年起，不定期举办“一小时讲座”，深受读者欢迎。接着在学校开设了公共课“电子资源的检索与利用”，使学生充分掌握在网上查找知识的技能，并使图书馆的资源得到了更好的利用。
今天，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已经揭开了新的篇章，图书馆充分利用新的馆舍条件和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所带来的新的机遇，改善读者阅览环境，实行开放式、大开间开架借阅方式，在开架藏书量、开架阅览面积、阅览座位等方面均有大幅提高。同时，图书馆竭尽所能为读者提供多类型、多层次、比较完善的服务：书刊借还、阅览、目录及电子资源检索、学科及出版物类型导航、一般咨询及网上咨询、课题咨询（项目咨询，查新，查收查引）、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信息素质教育（一小时讲座，检索课等）、教学参考资料、多媒体点播、学科馆员等。现在，图书馆已建成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门户，整合包含印刷本书刊、电子资源、传统借阅、网络服务等各类资源和服务，在互联网上为读者提供“一站式”信息检索和信息服务。近年来开展的“北大读书讲座”等系列活动广受读者欢迎，2015年还获得了中国图书馆学会颁发的“全民阅读示范基地”称号。无论是从服务内容、服务态度、还是服务水平和服务深度等方面，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 队伍建设：向高层次、专业化发展
拥有高水平的专业队伍，是做好图书馆工作的关键。北京大学图书馆经过积极探索和经验积累，在队伍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做法。
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图书馆的主管人——提调官由官方任命，从事管理工作的供事只是负责图书的借还、登记等基本工作，实际上还不具备近代图书馆员的素质。
民国初年，图书馆员仍多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留用下来的人员，由于不懂外文，导致外文图书大量积压。
1918年，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对原有工作人员提出新的要求，同时采用公开招聘、考核的方式录用新的工作人员，还聘用文化素质较高的大学生担任“助教式”工作人员，一支高水平的专业队伍开始逐步形成。1923年，袁同礼任图书馆主任，他是中国现代第一批具有图书馆学知识背景的专门人才，对于促进图书馆队伍的专业化具有推动作用。1929年，马衡任图书馆主任，请来武昌文化大学图书馆专科高年级学生帮助整理积压西文图书，表明当时图书馆对专业人才的重视，同时也表明图书馆在相关人才方面还相当缺乏。1952年，燕京大学图书馆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增加了新的专业力量，如后来任副馆长的梁思庄，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在西文编目方面卓有成绩。
“文革”之后，图书馆注意改变“文革”时期图书馆人员混乱的状态，开始多渠道引进人才，注重学科分布，鼓励在职人员学习和培训，为他们的专业提高提供条件，包括海外学习进修，在职攻读学位等方式，大大提高了图书馆人员的专业学术水平。
今天，一支具有多学科专业素质和现代化图书馆技能的专业队伍正在形成。2017年，全馆人员（事业编制及合同制）学历构成：博士16人，硕士79人，本科36人，大专7人；全馆人员职称构成：研究馆员19人，副研究馆员47人，馆员62人，助理馆员14人。高素质的专业队伍为现代化图书馆建设以及高水平、深层次的读者服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 研究开发：发扬学术传统，促进业务工作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展的历史上，一些著名学者如章士钊、袁同礼、马衡、毛准、向达等曾任图书馆馆长，同时，顾颉刚、金克木、宿白等著名学者曾在图书馆工作过。这种背景使北大图书馆人具有注重研究的优良传统，在做好读者工作的同时，积极进行业务研究和开发，为北大图书馆人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针对丰富的馆藏，北大图书馆人积极进行馆藏的揭示和深层开发，除了有关馆藏书本式目录的编写，还进行馆藏珍贵资料的整理出版，如《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历代金石拓片菁华》等。
为便于图书馆界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优秀期刊的订购中，对图书馆的期刊采访进行指导，北大图书馆组织人力编写《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外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在国内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并成为发表论文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
为方便学者研究，北大图书馆组织人员编写了《论语索引》、《孟子索引》、《周易索引》等传统典籍的索引，受到好评。
北京大学图书馆人才济济，积极进行相关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应该说研究工作和服务工作互相促进，对图书馆的工作是非常有利的。
北京大学图书馆在自动化研究和实施方面一直走在国内高校图书馆前列，早在1979年，北大图书馆就成立了自动化研究组，1980年开始与中科院图书馆等六单位协作进行MARC的研究与试验。1986年北大图书馆订购的第一批小型计算机到货并安装调试完毕，1990年开始初步实施北京大学图书馆自动化系统。1998年，为了提高图书馆自动化水平，图书馆与美国SIRSI公司签订了引进并合作汉化其UNICORN系统的协议，不仅使系统功能得以汉化利用，还培养了工作人员对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研究能力。
自90年代起，为了活跃图书馆学术研究氛围，图书馆每两年举办“五四科学讨论会”，迄今已举办12届，出版了12册论文集。更有一些研究成果获得了学校及省部级的奖励，如：谢琴芳等，CALIS联机合作编目手册（上、下），2002年获教育部第三届社科三等奖；姚伯岳，黄丕烈评传，2002年获北京市第三届社科三等奖；肖珑等，数字信息资源的检索与利用，2004年获北京市第四届社科奖二等奖、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成果专著二等奖，2006年获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戴龙基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版），2006年获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朱强，China Academ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获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项精品成果奖”；2009年图书馆开设多年的“全方位、多学科的信息素质教育创新系列”课程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高等教育）二等奖；等等。这些研究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图书馆的工作。2010年胡海帆，汤燕，中国古代砖刻铭文集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张红扬，邹新明，烟雨楼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籍中的清代建筑图像获北京大学第十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姚伯岳，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获北京大学第十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肖珑等，百万册数字图书馆的多媒体技术和智能服务系统获2010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02年，图书馆成功举办“数字图书馆时代：现状与发展趋势——纪念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年增刊）。
北京大学图书馆还承担了很多重要的研究课题，如：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球科学SCI论文产出与影响的文献计量分析
·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从传统图书馆到数字图书馆的转型研究、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总览、国外科学技术核心期刊总览、学术期刊评价及文献计量学研究、清史图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文献中清代历史图像的数字化整理、我国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 国家科技部科技基础研究重大科技专项――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研究
·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文献资源的布局与保障研究、中文图书评价体系研究、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研究
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水平，将对图书馆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新技术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北京大学图书馆紧密跟踪新技术的发展，并将新技术应用到图书馆的各项工作当中，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和建设是近年来图书馆研究的重点。2000年，图书馆与校内其他单位联合成立的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研究所开展了有关数字图书馆模式、标准规范（元数据、数字加工标准等）、关键技术、互操作层与互操作标准、数字图书馆门户等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并开始进行大规模应用实践，为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在进行研究和应用实验的同时，还开始进行部分项目的建设，并本着“边建设、边服务”的原则，逐步实现在校园网上提供服务，如电子资源导航系统、学位论文提交与检索系统、多媒体点播系统、古籍拓片示范数据库检索系统、北大名师档案、教学参考书系统、网络课程服务等。经过数年的努力，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和建设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2006年建成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门户，将统一检索、统一认证、资源调度与整合等各种新技术融入到数字图书馆建设当中。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与建设为北大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与读者服务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图书馆的发展揭开了新的篇章。
· 社会贡献：任重而道远
北京大学图书馆不仅在自身的业务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还为我国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图书馆积极参与图书馆资源共建共享，并逐步加快国际化的步伐。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的管理中心和全国文理中心（1998年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的管理中心和全国中心（2004年起）、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秘书处（2010年起）、教育部高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分会秘书处、《大学图书馆学报》编辑部等机构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因此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和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枢纽。
2009年6月，朱强馆长高票当选IFLA管理委员会委员，成为继孙蓓欣、吴建中、张晓林以后的第四位IFLA管理委员会的中国籍委员。朱强馆长的当选，保持了中国图书馆界专家参与世界图书馆事务的席位，不仅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在国际化道路上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同时还为中国图书馆人才走向世界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同年9月，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为环太平洋数字图书馆联盟（PRDLA）自创建以来的第五个秘书处轮值馆，朱强馆长当选为轮值主席，轮值时间为2010至2012年，这将促进中国图书馆界与世界数字图书馆界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推进中国数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百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馆藏，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可以说，经过百年的风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经确立了她在国内大学图书馆界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先哲功已就，我辈当争先。北京大学图书馆百年中所创造的辉煌，将激励我们今天的北大图书馆人不辱使命，发愤向前，为谱写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新篇章而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