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晚，由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新书领读系列活动第十讲在图书馆南配楼艺术鉴赏厅举行。本次活动特邀《康熙的红票》作者孙立天、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罗新、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郑勇出席，围绕历史研究、史料挖掘与历史书写等核心议题，带来一场兼具学术深度与阅读价值的精彩分享。

孙立天围绕全球化视角、传教士材料与历史研究的新可能三个关键词，系统阐释了如何在既有史学框架之外重新理解历史。他指出，所谓“发现历史新面相”，并非简单强调研究者发现了什么，而是要不断追问历史还可以被怎样重新发现。在他看来，全球史不同于以中心向外扩展的传统世界史观，其核心在于“没有中心”与“彼此联系”，强调从跨地域、跨文化的互动中理解历史形成的过程及其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之下，历史研究得以突破单一叙事框架，在更广阔的关联网络中打开新的解释空间。

围绕传教士材料的使用问题，孙立天回应了历史研究中常见的疑问：传教士的记载究竟是否可信。他指出，历史研究很多时候并非想研究什么就能研究什么，而是首先取决于有什么材料可供研究。在全球化视角下，商人与传教士是留下丰富文献记录的两类关键群体，其中商人材料已被广泛运用于全球史研究，而传教士材料仍蕴藏着大量有待开掘的学术价值。孙立天强调，以往传教士研究多聚焦中西文明对话、冲突与西学东渐，而若将其纳入本土研究、地方史研究和清史研究之中，便可能形成新的突破。对于材料可信度问题，他主张应坚持平等对待、具体分析的原则，不预设内外之别，也不笼统肯定或否定，而是在具体历史语境和不同研究领域中加以辨析与考证。与此同时，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也极大拓展了研究条件，越来越多传教士材料实现上网、扫描和电子化，使学者得以更高效地搜集、识读和比较中西文献，从而为新材料的发掘和新角度的阐释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随后的嘉宾圆桌对谈环节，三位嘉宾围绕新资料、新诠释与历史书写中的人展开深入交流。嘉宾们认为，历史写作不仅要关注宏大结构，也应重新发现“人”的位置；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个体，都不应仅仅被抽象为权力符号或结构因素，而应被看作具有情感、生活细节与真实选择的历史主体。孙立天指出，传教士记录的一大特点，恰恰在于保存了大量富于情感和日常性的历史细节，这使研究者得以看见更鲜活、更立体的历史人物。与谈嘉宾还谈到，新的史学写作正在从单纯强调结构性因素的叙述中走出，转而更加重视人物经验、情感世界与人文感受。全球化视野的核心在于不预设中心，努力寻找不同区域、不同人物与不同材料之间的纽带；而历史学真正的活力，也正在于从“人”出发，再回到“人”本身，在重新发现人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历史的新面相。

活动最后的互动环节，三位嘉宾结合自身研究和经验，围绕从小物件拓展历史的方法、提升书写文字可读性、历史情感再创造对历史真实性的影响、不同的历史知识学习背景造成的对世界不同的理解范式以及不同传教士的差异等问题，与在场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次活动从一张朱红色的“寻人启事”出发，走进了一段被遗忘的中西往事，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远比教科书复杂得多的时代。围绕这场新书分享活动，有关历史研究、历史书写的思想火花还在继续碰撞。在持久而热烈的掌声中，这场充满学术思想启迪的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撰稿：曲玥枫 翁心怡 张晓琳

摄影：姜依贝 桑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