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芝联（1918-2008），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主要从事以法国史为主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他1935年考入燕京大学，1952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直至退休。曾创建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并担任首任会长（1979-2000）。著有《从高卢到戴高乐》《法国史论集》《我的学术道路》《二十年来演讲录》等，并组织和参与翻译了《法兰西内战》《法国大革命史》《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西方学术名著。1985年获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张芝联先生
基于张芝联先生与北京大学的深厚渊源和对北京大学的深厚感情，2008年张先生去世后，家属决定将他收藏的近7000册图书和数百份证件、照片、手稿、著作等珍贵资料无偿捐献给北大图书馆。这些资料不仅反映了张先生的学术水平，而且揭示了他所关注学术领域的发展脉络，非常珍贵。这些藏书以历史类图书为主，内容涉及世界近现代史、法国史、法国哲学、西方汉学、史学理论等等。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为英文和法文的著作与原始资料，体现了张芝联先生对学术新动态的关注和与海外学界的交流。目前这些藏书除1000余册线装书收藏于图书馆古籍馆以外，其余均藏于图书馆特藏资源服务中心。本文将通过对张先生学术历程和学术成就的回顾，来部分揭示这批赠书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张芝联先生藏书捐赠仪式于2008年11月6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展览厅举行。出席者有张芝联先生的女儿张诒彤夫妇、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张国有、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毅等。
投身新中国的法国史学科建设
张芝联先生出生于浙东的进步知识分子家庭，家学渊源深厚，其父张寿镛为著名教育家，藏书家，曾任光华大学校长。早在少年时代，他就为自己立下了毕生的志业：当一个中学校长和大学教授。当时其父提醒他：“那你的月薪恐怕只有200元。”他回答：“没有关系，这是我的心愿。”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张先生对自己的定位不仅仅是一位书斋里的学者，而是要以学术和教育事业救国，振兴中华。他一生的学术事业便是与祖国和时代的需求结合在一起的。
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张先生的历史学志业，起初是从中国古代史方向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张芝联先生深感当时的中国特别需要从事世界历史研究的专家，遂从中国史完全转向了世界史。当时中国的世界史教育基础非常薄弱，张先生作为筚路蓝缕的开创者，首先致力于资料编译和教材编写，而且是从英国史学科建设开始的（他于1961年率先编出了一部英国历史资料集《1870-1914年的英国》）。很快张先生发现中国的法国史学科更为薄弱，而以法兰西民族在西方文明中的突出地位和它与中国特殊的历史联系，国人的法国史教育决不容忽视，于是先生便把主要注意力转到了法国史的学科建设方面。
张芝联赠书中的法文原版书
在张先生的赠书中，与法国史相关的藏书占了相当大比例，其中一大部分为法文原著。内容涉及广泛，有法国通史、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法国哲学、法国史学流派等等，既有经典名著，又有新史学。充分体现了张先生的学术旨趣和国内法国史学科的发展历程。
雅克·哥德肖（Jacques Godechot，1907-1989）作品《伟大民族：革命法国在欧洲的扩张，1789-1799》作者签赠本、《1789年以来的法国宪法》
张先生与法兰西民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1942年，张先生进入中法汉学研究所当助理时结识了一些法国学者，开始对法国史研究感兴趣。二战结束后，张先生借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了解研讨会”之便，于1947年造访巴黎，实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自由主义、天主教托马斯主义、法兰西行动等种种思潮，同时熟习法语，为深入研究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奠定了基础。与张先生深入接触过的人，都对他熟练的英语、法语能力印象深刻，这在那个年代的学者中是不多见的。
改革开放后，国内的世界史研究日渐活跃，张先生于1979年首倡并组织创建了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并担任首任会长。从1979年到2000年，在担任会长的21年里，张先生为中国法国史学科的建设发展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同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学会召开了多次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例如1989年召开的“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先后出版了12期《法国史通讯》和3部论文集。张先生本人于1988年出版了自己第一部有关法国史和法国史学的论文集《从高卢到戴高乐》，15篇文章绝大部分都是1978年后写成的，对当时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指导意义。
法国史研究会筹办刊物《法国史通讯》
作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著名教授，张先生除担任本科生的教学外，从1978年起便招收全国首批法国史方向的研究生。1987年，由他指导和培养的博士生毕业，这也是中国大陆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的首位博士。由于张先生的谆谆教导和精心培养，北京大学的法国史研究成为了国内重镇，张先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推动中外学术交流
张芝联先生同时生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他对过去的理解和对现在的兴趣，使他总能站在他的同时代人的前头。这种状态不能总给他带来生活的安宁，但却使他成了我们的一个无价的灵感之源。
——林·亨特(Lynn Hunt)，美国新文化史大家
20年来，张芝联每年都应许多学者团体的邀请出访，每次都会碰到一些不同的人，讨论一些不同的问题。正是这种鲜活且不断更新的经验，让他得以深入各民族的历史纪录，并利用过去的智慧和不同的文化，在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在他那一代人中，像他那么执着地、运用那么多聪明才智来拥抱世界的人，实属凤毛麟角。
——玛丽安·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法国汉学家
他是一个有着特异素养的人，一个受到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双重浸染的“世界公民“。
——伊格尔斯（Georg Iggers），德裔美国史学史大家
除了学术和教育上的成果，张芝联先生的另一大贡献是在推动中外学术交流方面。这对于基础薄弱又曾长期封闭的中国史学界来说，同样是居功至伟。从80年代初开始，他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充分发挥自己杰出的对外交往能力、显著的外语优势和长期积累的人脉关系，不辞辛劳地开辟各种中外学术交流渠道，为国内文史学界引入新观点和新方法。每次出行，他都将大量时间用来购买资料、拜访学者、搜集学术信息等。在他的藏书中，不少外文书都留有作者本人的签名和题字，其中不乏在史学界名声响当当的大学者。张先生在国际学术交流上的成就充分体现在他的藏书上，以下几个方面可为例：
西方经典学术名著的引进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是19世纪法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公认是所有关注法国史的学者都无法绕开的经典。该书的意义甚至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史学领域，因为它探讨的问题很多都与像中国这样典型意义上的传统国家的现代化有关，故而对当今我国的整个现代化建设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这本书就是最早由张芝联先生推动引进到中国的。托克维尔由于其反雅各宾派、反激进主义的政治倾向，在中国史学界曾长期被忽视。改革开放后，随着时代的转变，张芝联先生不失时机地积极推动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引进，不仅争取到出版社的立项，从法国文化部募集了出版经费，而且还精心物色了优秀的译者，亲自校对并写了一篇见解独到的译序。如今，这部书已经成为国内文史读者耳熟能详的名著。
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译本初版
赠书中的法文版《托克维尔全集》
大革命与政治文化
作为世界近代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法国大革命一直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课题。70年代末，激进的、僵化的革命历史观依然主导着国内史学界。此时张芝联先生就秉持着开放包容和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要求学生对各类历史人物的臧否必须奠基在扎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之上。早在80年代初，他就超越西方学界的派别之争，将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左派代表阿尔贝·索布尔和右派代表弗朗索瓦·孚雷等人都邀请到国内讲学，让国内学界与这些不同门派大师当面对话。这些事件一度成为当年史学界的盛事。
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 1914—1982）是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代表人物。图为他的代表作《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法文签字本。
1981年索布尔访华，与中国学者的合影。后排左二为张芝联先生
在今天的史学界，流行着一股“政治文化”研究热。这一史学潮流最初便是上世纪70-80年代从法国大革命这个传统史学热门领域里兴起的。目光敏锐的张先生早早注意到了这一国际史学的前沿动向，于是常在北大的课堂和法国史研究会的活动中研究和讨论这一课题。张先生的弟子、北大历史学系前系主任高毅回忆，自己的博士论文《热月反动与政治文化》，就是在这种密集的学术交流环境中——并且是在张先生和另一位法国革命史研究大师、日内瓦大学教授巴茨柯的共同指导下完成的。这篇论文后来扩充为《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一书，由此实现了中国法国革命史学与国际潮流的接轨，也给国内史学界带来一股政治文化热。
年鉴学派与新史学
从大学时候起，张芝联先生就非常重视“历史理论”的问题，认为历史研究不能满足于掌握历史事实本身，还应当站在史学史和历史哲学的高度总览历史，才能准确把握历史的脉络。加上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长期与国际主流学界脱轨的状况，因此张先生非常重视对国外新史学理论的教学和引进。
而20世纪的国外新史学流派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法国的“年鉴学派”了。年鉴学派因法国历史学家们于1929年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它反对把历史研究局限在政治范围内，要求写“全部构成的历史”，而不是事件构成的历史，提出了“深层历史理论”和“总体历史理论”，要求研究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以社会经济制度和结构为主。年鉴学派被认为是20世纪史学进步的主要发动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及其代表作《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文版
早在60年代初，张先生就在自己的课堂上介绍年鉴学派，成为国内引进年鉴派史学的第一人。改革开放后，他于1978年发表了国内第一篇介绍年鉴学派的论文。从1982年起，他与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导人、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建立良好关系，并与布罗代尔在1963年创办的国际学术合作与研究机构“人文科学之家”建立了联系。当时布罗代尔亲任该机构行政负责人。通过这一中介，张先生为法国史研究会争取到了派遣进修人员和邀请法国历史学家访华的最好机会。在张先生的赠书里，有大量与年鉴学派及法国新史学相关的法文原著，例如布罗代尔、勒高夫、勒华·拉杜里等人的著作。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签字本《新史学》、《中世纪文明》
与西方汉学家的交往
除了从事法国史的学者，张芝联先生与西方的汉学研究者也多有来往，体现了他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关心及公民责任感。在他的藏书有不少西方汉学名家的著作，并留有作者本人的签名题字。如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毕来德（Jean François Billeter）、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中国社会史研究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高达乐（Claude Cadart）、毛泽东研究专家阿兰·鲁林（Alain Roux）等等。
海外汉学家的著作签字本
结语：
“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把自己贡献给真理、公正、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事业”，这是张芝联先生在晚年的文章里对自己的评价。张先生的赠书既记录了他一生的学术工作，也反映了他所关注学术领域的发展脉络，同时对今天的历史学研究、尤其是法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铭记张先生在学术研究、教书育人、学术交流上取得的丰硕成果，感激张先生家属无私捐赠图书的善行义举。同时也欢迎校内外读者来北大图书馆借阅赠书，善加利用，从而把张先生的学术遗产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