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沈正华，1950年12月出生于江苏常州，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1983年3月入职北大，历任图书馆编目部、文科文献信息中心、信息咨询部和分馆办公室主任，2011年1月退休。主要从事图书编目研究与管理工作。

沈正华在图书馆

出生在红楼，成长在燕园，未名湖的柔波里荡漾着我童年的笑靥，博雅塔的晨曦里掩映着我的青葱岁月。如今图书馆所在之处，60年前是我启蒙的殿堂——北大附小，这里曾留下我们的琅琅书声和欢歌笑语。我与北大的这一生情缘浓香似墨，温婉绵长。

1983年3月，我从北大第一分校图书馆学系毕业，迎着灿烂的阳光，进入北大图书馆，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之所以选择北大图书馆，一是渴望在国内首屈一指的高校书城中感受文化的熏陶、实现人生的价值；二是追寻自己心中挥之不去的北大情结，循着从幼儿园、附小、附中到大学的脚印一路走下去。至2011年1月办理退休手续，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28个年头，在奉献青春、智慧和汗水的同时，也收获了知识、技能和友情。退休后，我一直被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返聘，为高校联机合作编目事业发挥余热的同时，仍与图书馆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作为北大图书馆人，亲历图书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参与其中并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一生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这也为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这段厚重的回忆不仅是我个人成长和奋斗的经历，也是北大图书馆砥砺前行的一个缩影。

拜师学技苦钻研，人才梯队显优势

到北大图书馆后，我被分配到编目部西文编目组。当时，北大图书馆面临着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老同志对我们这些具有专业背景的毕业生寄予厚望。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西文编目员，打字是必须熟练掌握的基本功。入职的第一个月，我们每天都要抽出一小时练习打字。那时的打字机是个笨重的铁家伙，远不及计算机键盘轻便灵活，不仅手指击键需要力度，左右手配合也十分重要。经过一个月总计20多个小时的练习，我终于可以做到盲打了。这只是掌握基本技能的入门小插曲，更系统的学习很快就开始了。

在手工作业阶段，每周有半天时间部门全体人员要排读者目录卡片。排卡片不仅需要位置摆放精确，同时还要在排片过程中发现编目中出现的错误。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动脑，还需要手劲儿大。因为不少目录柜的铁穿条已经变形，扭动它往往要借助老虎钳，全凭手指的话半天不到就会磨出血泡来。如果一不小心弄翻了抽屉，抽屉中的所有卡片都要重新排序。

1983年8月，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和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六分会共同举办了“西文图书编目标准化和自动化研讨会”，经过认真讨论，与会者达成以下共识：在西文文献著录工作中应积极采用《英美编目条例(第2版)》（简称AACR2）等相关的国际标准，尽快编制我国的西文文献著录规则。

西文编目组的韩荣宇先生参加了研讨会，他对我国西文编目的发展趋势有清醒的认识。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开始逐章通读《英美编目条例（第2版）》的原文，韩先生利用每周半天的业务学习时间为我们耐心讲解。韩先生不仅参与编写《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为AACR2的本土化作出了贡献，而且率先在北大图书馆推广采用AACR2标准，让我们入馆不久就跟上了国际编目界发展的步伐。后来韩先生和林明还参与了《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nternational Standard of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简称ISBD）第2版的翻译工作。该标准刚刚出版，我们就开始系统学习，并且在卡片目录环境下通过编制个人、团体及丛编名称规范卡片，探索西文编目的“规范控制”。

记得有一次韩先生带我们去书库参观，特地让我们看了中德学会、中法大学以及美国新闻处遗留的大批西文书。那些书大多都未上架，东一堆西一堆地散放在书库的水泥地上。（韩先生说这里有不少宝贝，希望我们日后能把这批书尽快编目上架可以告慰韩先生的是这些在库中积压了几十年的图书现在均已被编目上架，并被作为特藏妥善保管。——作者注）当时韩先生来北大图书馆工作时间不长，但他熟悉图书馆工作（曾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有过硬的外语功底，加上勤勉好学，短短几年就从梁思庄副馆长那里取到了“真经”，把西文编目传统继承下来，并继续发扬光大。

我们进馆不久，韩先生亲自为每位编目员制定了业务主攻方向，覆盖了从著录规则、分类标引、主题标引到规范控制的各个方面。数年之后，这种安排的成效得以显现，图书馆形成了一支由老中青三代人组成的西文编目人才梯队。1992年图书馆首次举办“国家教委文科文献情报中心西文编目标准化研讨班”时，不仅拿出了由北大图书馆编目部编写的教材（《国家教委文科文献情报中心西文编目标准化研讨班讲义》共两册，笔者独自编写下册，并承担为时一周的主题标引讲课任务。——作者注），而且编写人员还承担了历时两周的课程讲授任务。这样的团队阵容和高水平的业务培训在国内西文编目界一炮打响，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馆领导把编目部视为培养业务骨干和领导干部的基地。

事业总是在传承中前进发展。当年韩先生那一辈老图书馆人以自身渊博的学识、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影响教育着我们，是我们进步成长的榜样。

出国进修取真经，收获满满载誉归

1987年10月，我得到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资助，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修。在那里，我一边在图书馆学院听课，一边在国际关系分馆工作。当时加州大学九个分校的图书馆大多已开始计算机编目，这也是我出国进修的主攻目标。不巧的是，我所工作的分馆尚未纳入学校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日常业务仍停留在手工操作阶段。我不甘心一年的宝贵时光就此虚度，但若脱离这个分馆又无法向资助我的机构交代，看来只能另辟蹊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在美国三大书目机构之一——研究型图书馆组织（Research Library Group，简称RLG）专门从事计算机编目培训的美籍华人戴玮龄女士，于是我和她约定每隔一周从伯克利到山景城（Mountain View）与她共度周末。每次见面她都会借给我RLIN系统的培训教材，在之后的两周，工作及上课之余我抓紧时间研读教材，两周之后带着读完的教材和各种问题再去求教。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强化学习，我不仅基本了解了RLIN系统各个模块的功能，还自学了USMARC格式。那时USMARC格式尚未实现一体化，在七种格式中，我重点学习了图书和连续出版物两种。戴玮龄女士除了给我提供一对一的指导，还将我引荐给RLG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让我有机会向他们学习，使我对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RLG总部只负责系统开发、数据库维护和业务培训，我所学到的书本知识亟须通过实践得到巩固提高。为此戴女士建议我在美国找个图书馆实习一段时间，并帮我联系了纽约大学图书馆。这些经验的积累在回国后都找到了用武之地，无论是参与本馆自动化系统的开发、组织计算机编目的培训，还是指导本馆回溯编目，在美进修期间打下的业务基础使我能从容面对、游刃有余。

在美期间，我还到多家著名图书馆进行学术访问，其中既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高校研究型图书馆，也有国会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我也曾参加美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和美国东亚图书馆的年会。这些学术活动进一步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结识了很多美国的图书馆界同人。

机会往往存在于不懈的努力之中。在美两年的时光，我不敢有片刻虚度，不放弃任何学习提高的机会。正是这一点一滴的积累和持续不断的努力，为我之后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打下了坚实的业务基础。

系统开发历全程，启动机编分步行

1989年10月，我回馆后很快被任命为编目部主任，上岗后的第一项任务是配合自动化部开发本馆系统。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世行贷款，图书馆引进了一台小型计算机（VAX-11/750），但一直未能使其真正发挥作用。1990年春节刚过，我参加了庄守经馆长召开的一个小规模座谈会，研究讨论北大图书馆的自动化方案。会上有人主张利用微机以太网搭建本馆的系统平台，也有人主张利用VAX机开发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两种意见争执不下，馆长点名要我表态。我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就北大图书馆的规模而言，以太网的方式是行不通的，与其把时间和经费投在这里搞实验，不如利用VAX机把编目和流通模块先搞起来，这样既能积累数据，又能扩大影响。我的建议很快得到采纳，开发队伍也即刻组建。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图书馆已经引进了BiblioFile光盘，自动化部也利用过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计算机磁带检索数据，部分同志对USMARC格式有了初步了解。开发本馆系统需要业务部门和编程人员充分沟通，提出功能需求、进行数据分析、确定框架结构、编制软件程序、系统试运行及反复修改调试，每道工序都包含大量的工作。经过将近两年的奋斗，1992年北大图书馆自行开发的第一代图书馆系统最终投入使用了。在配合自动化部工作的同时，编目部的计算机编目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推进——利用BiblioFile光盘套录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编目数据并打印卡片，以ISO2709格式存储数据。流通部则突击编制了30万条简编数据，把201阅览室的馆藏全部纳入系统进行计算机借还。

随着北大图书馆自行开发自动化系统进程的推进，中文的计算机编目培训也被提上日程。于是原来从事西文编目的熊光莹老师转岗，负责中文机编的培训。系统开发完成后，中编人员均能适应新环境的要求，平稳实现了从手工编目向计算机编目的过渡。

我在任期间亲历系统开发的全过程，并代表编目部提出各种业务需求，完成了数不清的系统测试，组织安排人员培训，每一步都留下了坚实的脚印。本馆自行开发的PULAIS系统整整运行了十年，不仅积累了大批机编数据和馆藏信息，更重要的是锻炼和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为之后系统更换及数据迁移奠定了基础。

引进光盘数据库，信息咨询上新路

1993年10月我二次赴美回国后面临岗位调整，馆领导提供两个岗位让我挑选：文科文献信息中心主任和图书馆办公室主任。我认为自己更适合搞业务，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文科文献信息中心当时下辖文理科的部分阅览室。不久之后，图书馆机构调整，成立了信息咨询部，我成为首任主任。

新成立的信息咨询部在继承传统咨询业务的同时，着力拓展新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手段。光盘数据库的迅猛发展和联机检索服务为信息服务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北大图书馆这时也开始购买光盘数据库。引文数据库（SCI和SSCI）的引进，使得原本依靠纸本工具书的手工查引改为光盘检索，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随着光盘数据库的引进和推介，图书馆与院系师生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查新工作站开始挂牌，挂牌当年就独立承接了校内老师提出的多项查新查引课题，自此结束了北大图书馆派人去中情所（1992年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合作查新的历史。

设备技术只是工具和方法，这些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但图书馆人为读者服务的根本宗旨永远不会改变。

中美携手攻汉化，系统引进理念新

1998年百年校庆标志着北京大学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北大图书馆自行开发的图书馆系统无论硬件设施还是软件设计都已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经过充分调研，图书馆和美国SIRSI公司签署了购买Unicorn图书馆集成系统以及与其合作汉化的协议。1999年4月，在与美方签约7个月项目却一直处于搁浅状态的情况下，馆领导决定派技术骨干去美国推动汉化工作的进展。

除了对该系统进行全面了解之外，每个人分工主抓一个方面，对口联系美方有关人员，我主要负责编目模块。我们到美国后首先向美方的编程人员介绍汉化的核心问题，即中文环境里全面、精确、浏览三种检索模式下操作指令如何执行，检索结果如何呈现。经过两天的沟通讨论，双方最终达成共识。

在编目模块合作汉化的过程中，有几项工作费时较多。第一，索书号浏览功能。由于图书馆中、西、日、俄图书及期刊采用了多种排架体系均需进行个性化定制，国外系统原本定制的LC或DDC索书号排序规则都无法直接套用。第二，参数设置。它与日后系统的管理、报表的运行关系十分密切，而这也是老系统比较薄弱的地方，我们需要深刻理解其内涵、建立全新话语体系，才能保证参数设置的正确性和实用性。第三，采访订单上载。这是采访数据与编目数据挂接的重要纽带，在过去的工作模式中没有这个环节，所以也要重新学习。第四，频繁的系统测试。每次修改完程序，各个模块都要重新进行测试，确保错误已经更正，且未引发新的问题。

在美工作的一个多月，大家争分夺秒地推进自己承担的工作，随着光阴的一天天流逝，难点也一个个被攻克。大家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在规定时间内圆满完成了任务。当年Unicorn系统即开通上线，编目、流通模块率先投入运行，之后全面铺开。该系统的启用大大提升了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的层次，数据的迁移也十分顺利，系统至今仍在使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该系统的多馆共用模式是分馆建设顺利上马最重要的技术保障，在总—分馆馆藏及服务的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引进系统就是引进新的管理理念。通过合作汉化，我体会到了技术背后蕴藏的先进管理理念，反思原有的某些工作流程，便能找出其不合理之处。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是参与本馆系统开发和合作汉化带给我的感悟。

分馆建设开新篇，回溯编目成效显

在Unicorn图书馆集成系统各个模块应用均已步入正轨后，全校各院系资料室的日常运营还游离在外，这种局面与建设一流大学图书馆的目标显然存在差距。

2000年暑期之后，图书馆设置了分馆办公室，我再次转换岗位，开始了从零起步的“创业”，一干就是十年。从一家试点开始，到在全校院系建立25家分馆（包括医学部及附属医院），我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

通过对全校30多个院、系、所资料室进行摸底调查，了解其藏书规模、人员构成、服务状况、馆舍面积及采购经费等基本情况后，我们以数学学院为试点，开始尝试分馆建设。“共建、共知、共享”是分馆建设伊始确定的总原则，起步阶段以“共知”为主攻方向，以“回溯编目”为切入点。回溯编目开始前，我与系统部就参数设置、账号管理（包括条码分配）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了沟通，并准备了培训课件。经过简单培训，数学学院分馆开始回溯编目。时隔不久，物理学院、教育学院、社会学系和中古史中心等单位的资料室也纷纷要求加盟分馆，人员培训的工作量随之大幅提升。

要想尽快高质量地完成分馆的回溯编目任务，数据源和编目员成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对前者而言，我们从提高套录编目比例入手，分馆通过加盟CALIS成员馆，获得了从CALIS下载数据的权限；对后者而言，我们适时组建了馆聘临时工专职编目队伍，他们在支援分馆编目的同时兼顾本馆的回溯编目。相比于数年后高校图书馆普遍推行的“编目外包”，我们探索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兄弟院校也纷纷前来取经。这种管理模式的优点体现在：(1)由总馆聘用的编目员队伍相对稳定，通过系统培训，人员水平逐步提高；(2)通过设置中、外文编目校对岗位，确保编目数据质量；(3)校对人员发现的各种问题可随时与主管沟通，在第一时间得以解决。

在本馆西文图书回溯编目时，我们前瞻性地为各种特藏设置参数，并粘贴彩色书标。图书馆设立特藏部后，需要在全馆范围调拨文献。有了前期回溯编目的基础，通过运行报表在系统中生成馆藏书目（东方学文献、西文善本书等），再根据黄色书标将这些图书批量下架，每个环节都走得十分顺利。

分馆文献通过全校共用的图书馆系统显示后，读者的新诉求随之产生，实行通借通还的呼声日益高涨，Unicorn系统的多馆管理模式此时得到有效应用，使分馆在科学化、系统化管理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例如：在校园内外启用异地借还，大大节约了读者借还文献的时间。为了鼓励院系开放自己的资源，图书馆还采取了一些激励措施，如将总馆采购的专业文献放在分馆，通过学科馆员联系对口院系为师生提供推送式服务等。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基础工作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前瞻性的眼光是管理者必须具备的。开拓一片全新的工作领域，架起图书馆和院系沟通的桥梁，既要靠技术的引领，更要靠心与心的交流，只有倾听、理解、充分交流才能最终打破壁垒，达成共识。

两个大会里程碑，健全机构立章规

初步实现全校资源共享后，在如何进一步推进工作成果上，我们又做了新的探索：(1)制定了分馆评估指标体系，成立评估小组，通过评估加强分馆之间的交流，找出各家分馆的工作亮点，提高分馆在院系的影响力；(2)组织分馆馆员外出参观学习、参加学术会议，鼓励他们撰写文章刊登在《分馆建设通讯》上；(3)将全校图书馆系列的职称评定归口在总馆，使分馆人员的工作业绩与职称评定直接挂钩，分馆没有研究馆员的历史很快被改写。

经过认真筹备，2008年5月底“北京大学文献资源体系建设工作会议”隆重召开。与会代表围绕《北京大学文献信息资源体系管理办法》和《北京大学文献资源体系建设纲要》两个文件进行充分讨论，校领导还为所有分馆颁发了统一定制的铜牌。会议结束后不久，图书馆就将《北京大学文献信息资源体系建设实施计划（2009—2012年）》报送给学校，总—分馆体系的基本框架就此奠定。

2008年暑假前，分馆办公室更名为“文献典藏与分馆办公室”，业务范围扩大了，工作担子更重了。新部门负责全校范围内资源的调拨，第一场硬仗是“昌平储存图书馆”的筹建与管理，这又是一项从零起步的工作。从空间规划、数据准备、管理技术到文献搬迁，需要与图书馆多个部门协调。经过13个月的努力，我们圆满实现了预期的目标，暂时缓解了总馆馆舍空间紧张的局面。由于调拨的馆藏在系统中全部揭示，所以读者仍可通过提前预约的方式借阅存放在异地的馆藏。

总—分馆体系的建设涉及面广，离不开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院系领导的持续推进。大量问题需要跨院系协商落实，相关的组织机构亟待成立。2010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文献信息资源战略发展委员会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正式召开。两个委员会的成立确立了“总—分馆”一盘棋的大格局，认可了图书馆在建设一流大学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夯实了组织与管理基础，协调了学术指导和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

回首自己走过的每一步，我不忘前辈的教诲和培养，珍惜每次学习机会，更感恩北大图书馆提供的这个大舞台。我深知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沿着改革的道路继续前行，才能谱写出更美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