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通 讯
总第34期(交流学习专号)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日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办公室编——
PNC会议全称为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太平洋邻里协会），最初由UC Berkeley和台湾中研院、香港科技大学等学术机构于1993年发起，致力于数字化技术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领域的应用。其成员多为环太平洋的学术机构、高等院校、图书馆等，执行机构有UC Berkeley、台湾中研院等。
2001年年会的时间为1月15-20日，东道主为：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台湾中研院、加州数字图书馆（CDL）ECAI项目。参会代表近200人，来自香港、台湾、美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及中国大陆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图书馆界、计算机技术领域、电子出版、数字图书馆相关领域（如法学界）方面的人士，其中大陆代表占三分之一强。
北大图书馆和CALIS的代表肖珑、陈凌、朱强参加了此次PNC年会，并分别应香港科技大学、台湾中研院、加州数字图书馆ECAI项目的邀请，在不同主题的分会上用英文做了四次不同题目的演讲，介绍北大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研究成果，是此次参会机构中唯一做这样多次发言的图书馆。演讲题目分别为：
"基于中国历史对象内容的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陈凌，肖珑，Applications of GIS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contents of Chinese Historical Objects）
"北京大学古籍数字图书馆元数据标准设计"（肖珑，陈凌，Designing Metadata Standards for Peking University Rare Book Digital Library）
"建设数字化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使命与目标"（肖珑，Building Digital Academic Library: Mission and Purpose of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中文拓片元数据标准实例研究"（肖珑，陈凌，Case Studies on Metadata Standard for Chinese Rubbings）
发言博得了国内外及港台地区相关与会代表的一致称赞，代表们惊叹北大图书馆在数字图书馆建设和研究方面的飞速发展和高水平的成就，认为北大图书馆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既具有前瞻性，也非常认真细致，已经很接近国际水平。一些国内外相关机构已表示愿意与北大图书馆今后在多方面进行共同合作。
会议期间，我馆代表还分别与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UC Berkeley东亚图书馆、UC Berkeley电子文化地图先导计划项目（ECAI）、台湾中央研究院讨论了有关合作的可能性和项目，并与美国科技信息所（ISI）、中国资讯行（China InfoBank）、银盘公司（Silver Platter）等数据库公司商谈了CALIS联合采购数据库事宜。 （肖珑）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图书馆界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增加与国外图书馆的交流、培养自身馆员就成为我馆的人才培养的宗旨之一，于是我被选派参加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夏威夷大学Kapiolani社区学院图书馆的交流项目。从2000年6月26日到12月26日，我应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和Kapiolani社区学院图书馆的邀请，在该图书馆作学术与工作交流访问。这期间，我主要是做图书编目和学习网络知识及创建网页，兼做联机编目和Metadata（元数据）的研究，也参加了许多学术交流活动，收获颇丰。
夏威夷大学是一个包括两个校区和七个社区学院的系统，分设在各个大岛上，它们被松散地组织在一起，但紧密联系，对于重大决策总是合作进行。因此，各个学校的图书馆就形成了一个大学图书馆系统，它们一起合作共同发展。它们组织各种协会，如夏威夷图书馆学会、社区学院图书馆学会、编目学会等等，每一个图书馆都有人参加，定期开会，商讨如何共同发展，签订各种协议。
夏威夷大学图书馆的主要使命是："图书馆积极参与大学的教学、科研和服务。它的资源和服务是为了帮助和加强所有的教研项目，特别是利用夏威夷独有的地理位置、自然和生物环境以及丰富的文化环境作研究的项目。作为大学的一部分，图书馆在学术科研以及创造性研究方面支持教师和学生，为学生进入和工作于信息时代打好基础。它也对夏威夷居民和全世界的学术团体提供信息需求和情报咨询支持"。因而，其馆员素质较高，知识全面，自己能够开发信息资源并创建和维护网页，积极学习和利用新技术、新知识为用户服务；其馆藏发展也是与大学的学科发展相适应，选书是与具体的采购业务相分离的，由各馆藏的咨询人员根据师生的需求和馆藏的使用情况管理本馆藏范围内的选书工作；图书馆用户培训方面注重对老师的培训，因为老师可以将自己的知识技术在教学中不自觉地传递给学生，同时混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比之图书馆对学生的培训更加有效，对学生的影响更大；为了更好地为用户提供服务，夏大图书馆自98年起就在寻求一个新的基于Windows的集成化图书馆系统，最后决定购买Voyager系统，以提高本馆各类型资源的服务能力；在馆舍方面，自98年起也在建设新的图书馆，为增强服务提供更好的基础。这样，在图书馆与各学科院系的紧密合作下，图书馆成为大学发展的重要依托和科研场所。
夏大图书馆利用联机编目进行日常的编目工作，Hamilton图书馆是OCLC和RLIN（研究型图书馆信息网）等联机信息系统的成员馆，对于来自OCLC和RLIN的详细级书目数据一般接受即可。去年，他们还参加了CORC（联机资源合作编目）计划，形成了良好的网络资源的编目环境。至于中文图书编目主要是利用RLIN进行联机编目。RLIN是国际化的书目信息系统，如今，它是指一个专门的界面和系统，用来查看和编目RLG（研究型图书馆组织）书目记录。中文图书编目选择使用RLIN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同时使用拼音和汉字著录和检索，比OCLC的中文图书的记录多中文检索信息，更为用户接受和欢迎。RLIN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建有接口，可以将完成编目的记录导入本馆数据库，建立馆藏记录后就可为用户利用了。
在电子资源逐渐成为用户利用的主要资源的今天，夏威夷大学图书馆注重电子资源的组织，有专人负责该领域的研究与工作，他们利用OCLC的CORC为自己的特藏资源编目。由于这也是我的研究方向，故而与有关馆员就此进行了多次交流，对于国际上元数据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国际上对元数据的研究与实践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已有的元数据格式数十种，不同数据格式间的转换及标准化研究也正在进行中，也有不少实践，效果还不甚理想，但发展趋势都是向增强标准化、互操作性和兼容性方面发展。
除工作和研究考察外，我还参加了各种学术活动：1）在Hamilton图书馆和Kapiolani学院图书馆各有一次演讲，介绍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发展状况，解答他们的问题；2）参加了Kapiolani学院组织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数字图书馆工作组以及夏威夷大学图书馆系统编目合作委员会的一些会议；3）参加了一些培训，如Voyager系统的OPAC和编目模块的培训，OCLC举办的夏威夷图书馆协会的会前培训，等等。从这些活动中，我获得了许多知识，不仅是专业知识的增加和更新，还有组织管理能力的提高。
在国外学到的知识有利于我今后更好地为图书馆工作，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北京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贡献一份力量。 （沈芸芸）韩民族在中国的史书记载中素有爱书民族之誉，特别是在其现代经济腾飞之后，随着文教与科技事业的迅猛发展，这种传统性的爱书风气又得到了新的发扬光大，这是笔者在韩国感触颇深的一种印象。
韩国人爱书，故对新书出版的需求量极大。据统计，韩国目前共有大小出版社上万家，每年出版各类图书三、四万种。这对于一个人口仅有四千多万的小国，其数量之多是相当惊人的。韩国图书的外部特点是纸张上好，开本阔大，书型厚重，装潢漂亮。即使是与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国、日本图书相比，也具有显著的自身特点。另外在内容上，韩国图书则具有涵盖范围广，种类齐全，和重视东方传统文化图书的出版等特点。在历史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对韩国影响巨大，所以许多中国文化名著至今在韩国仍然常年出版不辍。如《三国志》（即小说《三国演义》），其韩国版本之多，往往在大型书店中摆满整个书架。甚至有些中国名著的现代韩国版本，其数量比现代中国版本还要多得多。如大思想家朱熹的《小学》，韩国的现代版本就有二、三十种之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宋代的程、朱理学对于韩国社会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要亲身感受韩国人的爱书风气，最好的场所当然是书店和图书馆。韩国的书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堪称一流，仅以汉城及其周边地区为例，大型及超大型的书店就有数十家之多。江北市中心的钟路商区一带，面积大约与北京的王府井商区相仿，却集中了教保文库、永丰文库、乙支书籍和钟路书籍四家在韩国最负盛名的大型书店，除钟路书籍建在地上之外，前三家都开设在连通地铁站的地下空间里。这些书店，规模宏大，装修考究，所陈列的各种图书琳琅满目，从而引来了川流不息的购买人群。如曾为韩国最大书店的教保文库，占地数千平米，销售书刊约70万种之多，每天接待读者达5万多人，节假日或高峰期甚至可达8万名。汉城的江南区，是以金融商贸著称的新区，过去大型书店相对较少。在笔者访韩的一年中，却连续开张了两家超大型书店。一家是由著名的汉城文库改建而成的美式风格的邦迪和鲁尼斯书店，位置偏东；一家是永丰文库新建的江南分店，位置偏西。这两家巨无霸式的大型书店，不仅规模相仿，开张时间也相近，且都建于城市交通枢纽的地下空间里。而邦迪和鲁尼斯书店更号称已取代了教保文库，一举成为韩国最大的一家书店。此外，大型书店不但建于汉城，还扩展到了其他周边地区，如笔者旅居的城南市，就有教保文库、汉城文库和乙支书籍等汉城大型书店开设的分店。
与书店相比，汉城的图书馆建设也毫不逊色。在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图书馆中，除国立中央图书馆外，汉城市立图书馆就有十余家。这些图书馆往往建设在景色宜人的风景名胜地区，其建筑也多采用与自然风光相融合的东方式风格，其大门之外，多立有韩国历史文化名人的铜像，如李退溪、李栗谷、丁茶山等等，馆内四壁之上，则必挂有汉字或韩文的书法作品，其内容也多是中韩两国大儒的治学格言或读书诀句等，从而为馆区营造了一种浓郁的东方传统式的书香氛围。如建于南山风景区的汉城市立南山图书馆和建于社稷公园内的汉城市立钟路图书馆等，都是其中典型的范例。此外，在汉城市的诸多图书馆中，还有一个最庞大的群体，即大学图书馆。汉城的大学以私立大学为主，数量已高达近百所。大学的图书馆多采用分馆制，因此除了中央图书馆外，还设有多所专业性的分馆。几所著名的大学，如汉城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等，其图书馆规模均极其宏大。特别是国立汉城大学图书馆，还附设了一座以收藏李氏王朝皇家藏书为主的奎章阁古籍图书馆，故更是闻名遐迩。提到奎章阁，这里还应重点介绍一下藏书阁。在韩国，藏书阁是与奎章阁齐名的一家以收藏李朝皇家藏书为重点的图书馆，其馆址就位于笔者进修的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之内，故其性质又类同于国内社科院系统的图书馆。这是一座最能体现韩国传统爱书风尚的研究型图书馆。馆内不仅收藏有大量韩、中、日三国的线装古籍和古文书资料，还极为完整地收藏了韩国近代以来出版的有关韩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术专著和期刊，同时，对国外有关韩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东西洋典籍也尽力搜集。这座图书馆依山而建，外形选取东方飞檐式屋顶的韩西合璧式建筑风格，内部也以大量东洋水墨书画修饰四壁，可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韩国传统文化的典籍宝库。
其实，韩国人的爱书风气不但表现在一些特定的场所，还随时随地表现在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不论在地铁中，还是在候车大厅里，许多韩国人都手不释卷地读书阅报。报纸媒体上，新书广告、书刊；评论更是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因此可以说，现代的韩国人较之古代的韩国人，更无负于爱书民族这一美称。 （王燕均）2000年11月28日至2001年1月28日，我们一行二人（北大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姚伯岳和自动化部王亚林），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erkeley）东亚图书馆(EAL)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学术访问。我们这次出访的任务，是为了建设北京大学古籍数字图书馆，而向国外同行学习他们先进的数字图书馆技术、思想和方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erkeley）图书馆一向是加州大学九个校区图书馆的领头羊，在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方面，更是走在了美国大学图书馆的前列，所以被列为我们这次访问的重点。
UCBerkeley图书馆近年来参加了一个名为MOA2( Making of American II )的美国数字图书馆发展项目，目前正在设计一个叫做Gen-DB的相应的数字图书馆系统。这个系统的目的是将诸如地图、手稿、金石拓片等特殊类型的文献逐步数字化，同时设计出MOA2 Metadata标准实现其著录。其设计目的与思路与北大图书馆的想法如出一辙。我们与该系统的设计人员进行了数次座谈，并直接参与了其间的工作，将北大图书馆的两个拓片书目数据和图像输入其系统，从拓片的角度对其系统进行测试和调整，不仅了解了其系统的后台操作，而且对该系统的编目界面、显示界面都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我们还在东亚图书馆的安排下，参观了UC.Berkeley图书馆的机房和数字化工作室，UC.Berkeley的西文善本图书馆Bancroft Library和东亚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书库，以及旧金山市地图收藏家David Rumsey的收藏室和数字化工作室，都有很大的收获。
在UC.Berkeley访问期间，我们也与UC.Berkeley的电子文化地图项目（ECAI）进行了较多的接触，不但深入学习了TimeMap系统的操作方法，还对其最新版本做了北大馆藏中文拓片数据的测试，并获得了成功。我们感觉ECAI的思想对我们数字化系统的设计很有启发，而且今后将会与我们的古籍数字图书馆建立非常紧密的联系。
除UC.Berkeley之外，我们还访问了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图书馆和设在该校的超级计算机中心（Supercomputer Center），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东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东亚图书馆、医学图书馆(Lane Medical Library)、Highwire Press，研究图书馆协会(RLG)， 门罗学院(Menlo College)等有关机构，发现这些机构不约而同地都在进行数字图书馆的建设。
例如我们在UCSD图书馆访问时，太平洋邻里协会（PNC）的发起人之一、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图书馆馆长卢国邦先生向我们介绍了正在建设中的PNC的宏伟构想。但PNC并不准备设计统一的数字图书馆系统，它赋予自己的使命是将环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地区的数字资源组织起来，整合为一个环太平洋数字图书馆，以实现这一区域数字化资源的共建共享。
斯坦福大学医学图书馆的做法则与之不同。该馆目前正在设计一套软件，以实现MARC格式到XML的转换，以便于今后将各种不同的数据格式在一个统一的界面上用一个标准格式显示出来。这种做法的优点是不必改变现行的MARC编目格式，同时又能适应日益发展的数字图书馆的需要。对于那些工作基础较好的图书馆来说，应该说这是一种最简捷的解决方案。
我们在研究图书馆协会（RLG）访问时，发现这个以往一向以书目数据为主要内容的数据中心，现在也非常重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并且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他们对我们的到访非常重视，在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里，分别安排了不同部门的6个有关人员轮流同我们座谈，表现出他们对北大图书馆的浓厚兴趣。
在2个月的学习访问中，我们获取了不少相关网站的网址，得到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我们随时将这些资料和网址以及我们的心得用电子信箱发回馆内，使我们馆的元数据标准研究和系统设计人员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外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动向，保证了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国际一流的水平上进行。事实上，当我们临回国时，通过我们的介绍和今年1月份在香港召开的PNC国际会议，美国方面对北大图书馆目前在元数据标准设计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经是刮目相看，予以了相当高的评价。
我们这次出访，内容安排非常充实和紧凑，所到之处都受到美方的热情接待，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北大图书馆在国外的地位和影响，为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图书馆中工作感到荣幸和自豪。同时我们也广交朋友，宣传北大，在频繁的接触和一起工作的环境下，与很多美国同行建立了较深的友谊，为今后彼此的进一步合作和交流打下了新的基础。 通过这次访问，我们感觉到，在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方面，与美国相比，北大图书馆虽然起步稍晚，但进展很快，总体水平较之并不逊色；如果照目前的势头进行下去，北大馆后来居上，也是很有可能的。
（姚伯岳、王亚林）--回忆与随想拾碎
我这个人与图书馆也许是真的有点命中注定的缘份。当我还在母亲的怀抱里开始知道观察外部世界的时候，头一个印象就是我家对门一片热闹的建筑工地。在我能跑跑颠颠的时候，那座当时在广州堪称辉煌的建筑物也就建成了，这就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如今这座红墙绿瓦的民族形式的馆舍还矗立在那里。到我自己能够到街上玩耍的时候，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中山图书馆。这个馆有一个不小的院子，里面有高大的树木、有各种各样的花草和一个方形的水池，水里鱼儿在游，水面上还嬉戏着两对十分令人喜爱的鸳鸯，除了小鸟鸣叫和鱼儿跃水之外，就只有风吹树叶沙沙的声响，是个环境很优雅很清净很舒服的地方。春天到来的时候，院子里那棵高可参天的木棉树开满了红红的硕大的花朵，非常之好看；夏天又经常是蜂蝶飞舞，很有一番情趣，也甚是凉爽，比在家里呆着舒服得多；到了秋天，又有龙眼、芒果这些果木的果实累累，不时可以偷几个尝尝，只是品种不好，又没有作为果树来专门管理，非酸则涩，很不好吃；冬天寒冷，坐在那里花岗石的台阶上晒晒太阳，也是极好的去处。所以，中山图书馆就成了我儿时玩耍的主要场所，而且大多时候就是我一个小孩子在那里玩。看门人按例是不让我这样的小孩子进去的，无非是怕我捣乱，我自问不吵不闹，不曾给人捣乱，还是要想法进去。图书馆的大门开在南侧，我经常都是从远离大门的北侧的绿色陶瓷栅栏缝里侧着身钻进去的，那里正对我家的门口，对我来说更加方便，那时我小小的身躯能挤得过去，进去之后是绝不敢吵闹的，怕被看门人发现要赶我走，我也曾经哭着被赶走过。在院子里玩的时候多了，有一天我忽然想，为什么大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做图书馆？我不明白。于是我搬了几块砖头踮起脚跟透过那宫殿式的窗棱向房子里面窥望，只见那里整齐地摆放着宽大的桌子，一些人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看书，这就是图书馆给我的第一印象，从此我以为我知道了什么是图书馆，其实这个问题后来伴随了我的一生。等我上了小学，开始读书识字的时候，知道那里面有一个"儿童阅览室"，也就大模大样地从大门进去。按规矩，小学生是可以随意进入的，这时我的身躯也已经挤不进那些栅栏缝了。这时进去，既是要去玩耍，也为的是看那些花花绿绿，有很多图画的儿童读物，直觉得那真是个好地方。也许是被图书馆熏陶的吧，后来慢慢长大，也就形成了喜欢读书的习惯。少年的时候是什么书都想读，也就是似懂非懂，一知半解地瞎翻一气，以为这就是乐趣。
芦沟桥的炮声震碎了我幼时的宁静的生活，为躲避战祸我只能随着家人到处颠沛流离。特殊的环境使得我这个小孩子过早地倾心于世间上的大事。我在香港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每天阅读两种我家所订的报纸，看着地图逐日追寻国内外战事发展的态势，还写过一篇题为《论希特勒》的小文，开头第一句是："夫希特勒者，一世之雄也。"后面就是一大段骂希特勒的话，究竟骂了些什么现在记不清了。这篇以毛笔小楷写成的作业得到了老师的夸奖，还被加上批语贴在教室的墙上供同学们观摩。此小孩之"论"必定是十分之浅陋，也许还很可笑，不过那时自己还是颇有些得意，觉得是骂的痛快。我最关心的当然还是国内的战事，天天传来的坏消息总在牵动着我幼小的心灵。日寇的狼子野心与无比凶狂更激发了我强烈的民族情感，我参加了大人们为小孩子们组织的"儿童团"，热衷于各种宣传抗日的活动，义愤填膺地学唱抗日救亡歌曲，"读书救国"成了我生活的目标与动力。
我读书欲望最旺盛是回到被日本人占领了的广州的时候，课堂里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虽然也曾借过一些书回家看，但是我想看的书不多。那时河山破碎，文化凋零，出版业全被敌伪所控制，也没出多少新书，即使有一些新书，我也从本能上十分反感，不想看，不要看。所幸的是我们家那条街是广州的"文化街"，一多半铺子都是旧书店。我终于发现，看书不一定要去图书馆，这些书店也就成了我最好的去处，成了我的不必办任何手续就可以随意看书的图书馆。每天放学后我都在那些书店里留连，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家。我到旧书店去主要不是买书而是看书，家里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不允许我买许多书。有些书店老板见我通常都是看书而不是买书，不时给我白眼，还冷言冷语让我难堪，很有点委屈。不过有一家叫做"粹文书店"的中年老板姓陈，他一点都不讨厌我，那里也就成了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我每天必去之地。老板把旧书收购回来之后往往要修修补补，有些甚至还得重新装订和重做封皮，我有时也帮他干一点这些活，学一点小手艺，自然也有讨好他的意思。小店里有一把相当破旧的藤椅，我几乎天天都在这把椅子上坐上一两个小时，店里面凡属我有点兴趣的书大都翻阅过，有时老板还会答应我拿回家里看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上学时再顺路还给他，也不要我什么钱。老板每天收购到什么书，我都成为第一个读者。那时他收购的旧书是什么都有，最吸引我的是那些来自日本人势力未及的内地的书籍。他收售这些书籍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让日本人发现了非杀头不可，但他从不瞒我，甚至还主动地告诉我。记得那些书里既有宣传抗日的文艺作品，也有政治性的书籍。这些只能偷偷摸摸看的书籍，成了我最大的乐趣之所在。越是日本人禁的书我越想看，越是觉得应当看，这也是一个求知欲望强烈的少年的正常心态吧。这位老板对我这个小读者的善意我终身不忘，他那小小的大约只有十一二平方米的店铺曾经是我多么广阔的天地！五十年代中我第一次回广州探亲的时候还曾去拜望过他，向他表示过我衷心的谢意。六十年代我再回去的时候，那个小铺已经不存在，老板也不知到那里去了，很有点失落的感觉。
抗战胜利之后我看书的地方就多了。我家附近一下子冒出了许多经营新书的书店，琳琅满目的新书让我惊喜不已。重庆谈判的结束形成了为期不长的国共合作局面，书店里陈列着反映各党各派不同思想和观点的出版物，共产党、国民党，还有民主同盟、民社党、青年党、乡村建设派等的出版物，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就摆放在一起，各式各样我不曾见过的书籍顿时使我眼界大开，有如站到了一个高地上看到了许多山峰与河流。这时我所能利用的"图书馆"多得很，真是其乐无穷。虽然偶尔也买两本回家，大多是站在那里翻阅，有时甚至是捧着书和别人挤在一块看，远没有原先在"粹文书店"里那么自在和温馨，但仍然感到心满意足。不过好景不长，内战一爆发，好一批书店就不得不关门大吉，热闹的场面迅速烟消云散，又成了国民党的一统天下，我失去了许多好的去处，更感到国事的凄惶，顿时陷入了十分苦闷、困惑与迷茫的境地。
从上初中的时候开始我就跟家里要点钱买书，建设我自己的小图书馆。中学的几年间也积累了大约两三百本，两个中式的旧书柜还装不下。书多了就得有一个摆放的顺序，我于是给每一本书编上一个号码。当然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图书编目，只不过写上一个自己认为有便于排序和查找的号码罢了。我的小图书馆里的书大多是在旧书店里买的。在这个小书库里不仅有我喜欢的文学作品，如鲁迅的《呐喊》和《傍惶》的最早的版本，是毛边装的，封面还是鲁迅自己的设计；有谢冰心的《寄小读者》和她三十年代的散文和诗歌的全集；有巴金的早期作品《灭亡》与《新生》；有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和朱自清、沈从文的文集；也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和《苏（轼）辛（弃疾）词》这些古典作品等等；还有一些历史书（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王亚南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我买这两种书的时候，书店老板告诉我这是"禁书"。可惜这些书除了一套初版的两卷本的《辞海》和几部小书我带到北京来之外，其他后来全都丢失了，要不保存到现在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到北京上大学后，我自然更是离不开图书馆。那时燕京大学的学生不多，一个班最多的时候也只有十几二十个同学。我们用的教材大部分是原版的英文书，我们都不可能买，既没有那么多钱买，也没有地方去买，只能利用图书馆的书。记得有一门课所用的英文原版教材图书馆也只有一本，我们七八个同学同时上这门课，这在现在就不太好想象了。那时图书馆有"指定参考书"的制度，凡属于"指定参考书"范围内的书籍只能凭证每次借阅两小时，到时必得归还，但晚上闭馆时可以借出，不过第二天早上一开馆时就得送回去，还有预约排队的办法，使大家都有借阅的机会。同学们大家都严格遵守制度，一个学期下来谁都没有耽误，考试之前同学们协商好借阅的时间，都能保证把功课复习好。那本几百页的书我可是从头到尾读过好几遍的。那时图书馆工作效率之高使我们都很钦佩，馆员们服务态度之好也令我们深为敬重。时间长了我们和经常接触的馆员都认识，当时他们都称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包括女生）为"先生"，我们自然也都称他们为"先生"，而且从心里感激他们，因为若是没有他们的工作我们也就无从完成学业了。当时我所熟悉的馆员有几位老人还健在，我现在依然十分敬重他们，感激他们，他们为我们怎样做一个图书馆员树立了我终生不忘的榜样。
在燕京大学上学时，我还曾在由学生自办的"图书服务部"里值过一个时期的班，就是在那里站柜台，俨然也是一个图书馆馆员了。那是共产党地下组织办的一个小阅览室兼小书店，地点就在现在的"北阁"（当时称为"麦风阁"，是学生的课外活动中心）楼下的大厅，里面陈列的都是进步书刊，既有文学作品，也有政治读物，包括地下党组织在北京和上海秘密印制的书籍，还有从香港偷运进来的、用很薄的"字典纸"印制的书刊，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等都有。那时的燕大校园国民党军警不敢随便进入，人称"小解放区"，校内虽然也有国民党的组织和可憎的国民党特务，他们也是无可奈何。我在那里自然又可以随意地看到许多我想看的书。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学校里工作，自然还是与图书馆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在系里曾经分管系图书室的工作，这是我主动要做的。对这个图书室我也很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因为学生时代我就在那里度过了许多时光。虽然由我主管图书室的事，但是我对图书馆的业务实在是一无所知，只知道图书室一定要有足够的有用的书，所以我只抓了选书的事，自问这件事我办得还是很用心的。物理学是一个很大的学科，其中许多我并不很熟悉，好在系里有那么多专家，我就尽量依靠他们。那些年图书经费全部都是由大馆出的，似乎还没有发生什么经费上的困难，因此买了不少书。今天的物理系图书室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相当规模的，馆藏比较完善的专业图书馆了，我曾为它出过力，感到十分欣慰。
七十年代中期，我负责主持编写《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事记》一书，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一切都得从头收集原始资料做起，这就不得不完全依赖图书馆。那时我在旧大馆北侧四楼借得一间研究室，从馆里借调出一些书籍，在那里工作了两三个春秋。这间屋子的暖气不好，冬天很是寒冷，但我一天三段时间几乎都在那里。这部书的完成，可以说有一半的功劳是我们的图书馆，是当时在我们馆里工作的馆员，要是没有图书馆的藏书，没有图书馆各位同人的帮助，我就寸步难行，根本不可能编成这部书。后来我编写另外几部书的时候当然也是如此。北京图书馆我那时也常去，那里工作效率之低，服务态度之不好就常常令我非常恼火，有些时候简直是让我哭笑不得，成了鲜明的对比。记得一次我需要核对一条资料，在物理系开了一封介绍信去北京图书馆的柏林寺分馆（那时去那里阅览必须持有单位介绍信），为的是查阅一个清代水利专家的传记，我知道这篇传记收在一部文集（一部非善本线装书）之中，那部文集我馆没有而他们那里有。我一大早骑自行车赶到那里，在柜台里面值班的是一位年纪不小的馆员，她一看我的介绍信和借书条就发火了，说我没有理由要看文学方面的书籍。我说我研究的是科技史，还把手上拿着的书稿请她看，说明我是要核对一个人的资料。她说科技史就是科技，看科技方面的书刊可以，但不能看文学方面的书籍。我一再解释，多次反复请求，包括求见他们的领导（她说领导就在柜台后面的办公室里），她就是不予理睬，反而是怒容相对，好象我是在无理取闹，简直就是秀才遇到了兵，结果是我辛辛苦苦地白跑了一趟，毫无所获。这部《大事记》所引用的近千条资料最后就只有这一条没有和原始资料核对过。二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然感到非常遗憾，也还记得那位馆员的一脸恶气。这两三年的工作使我深深地懂得一个道理，图书馆的馆藏固然很重要，但是对读者的理解和良好的服务更为重要，如果不能理解读者，不能帮助读者，不能与读者沟通，再多再好的馆藏又有何用？不就完全等同于收藏了一堆废纸？
1979年春天我被调到图书馆工作，这事实出偶然，是我原先不曾想到过的。我从小就爱图书馆，深受图书馆之惠，深知图书馆的重要，内心里还有在图书馆工作要读书就方便得多的想法，我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任务，但又是诚惶诚恐，因为我过去只是个图书馆的读者，对于图书馆的业务完全是个门外汉，半路出家，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我想，读者的心理和对图书馆的期望我大概还是知道的，能够领会的，我可以尽量多用读者的眼光来思考图书馆的事情，同时多向老馆员们学习，多读一些图书馆学方面的书增长点知识。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到图书馆的。记得第一次进到大库的时候心灵里感受到了十分强烈的震憾，在浩瀚的书海里自觉是太过于渺小了。后来我也常进书库，仍是时常震憾得不能自已。我也常常在想，要是通过我们的工作使尽量多的人都能任情遨游于这知识的海洋，我大概就算尽了点责了吧。一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时间过得很快，只觉得学到了很多，同时也觉得还学得太少。
图书馆这个事情似乎有点特别，好象是有那么一种魔力，从小它就吸引着我，现在我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多年，它还是吸引着我，引力不但未减，反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有一位已故的朋友曾说，图书馆这事一旦粘上，就一辈子也别想摆脱，此言真矣！在图书馆这个圈圈里呆了二十多年，我始终都在想着一个在孩童时代就想过的最基本的问题，这就是："图书馆究竟是什么？"为此我阅读过一些文章和书籍，一遍又一遍地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也曾发表过一些文章，作过一些议论。这些都只能算是我的习作，完全没有小时写作文那样的得意劲儿，因为我总是觉得回答的不好。细想起来，这也许并不奇怪。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事物，它必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因此图书馆不可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定义，它的存在也不会有一种万古不变的模式，何况人类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之中？随着信息时代的匆匆到来，作为信息活动重要领域的图书馆不可能不经受巨大的冲击，它的一切不可能不发生相应的变革，若是它不能变革，就表明它已经失去了在社会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意味着它必定要衰亡，历史上已经消亡了的事物不是很多很多吗？不过，图书馆还不会消亡，至少在可见的历史时期里它还不应当消亡。这并非是因为我个人对图书馆情有独锺才说出这样的话，我也曾在一些文章里就此阐述过我这个看法的理由。既然图书馆必须在不断的变革中保持和焕发它的生命力，那么它变革的根本依据和基本动力是什么？我想用一句话便可以概括，那就是：不断变化着的读者的需求。因为说到底，图书馆的存在不为别的什么，只为满足读者的需求。读者的需求就是图书馆前进的指令，就是图书馆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应当认为，图书馆的工作与读者的需求是一对必然的永远存在着的矛盾，矛盾的主导方面在于读者和读者的需求，而矛盾的解决则有赖于图书馆员和图书馆员的努力，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也就是图书馆工作的不断改进和图书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图书馆员对读者的理解最为重要，否则必定要造成失误，甚至会失去工作的目标。这也算是我这大半辈子作为一个读者，后来又成为图书馆馆员的最基本的领会吧。
（图书馆前副馆长 潘永祥）